□莫德惠

清明时节，柳州人都会纪念柳宗元，纪念柳宗元已经成为柳州人的传统。在柳州人心中，柳宗元就像一位亲人故友。柳州人对其始终怀着崇敬之心，始终怀着缅怀之情。而这个季节盛开的柔美多姿的紫荆花，更为柳州人纪念柳宗元增添了无限追思。柳宗元治柳的时间仅有四年之久，这对柳宗元而言，或许只是为官本分。但为什么在柳宗元逝世千年后，柳州人民还在追思、缅怀他？我觉得，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。

一方面，柳宗元是柳州思想文化的开拓者。柳宗元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。他治柳的经历，实际代表的是先进中原文化向南方传播的过程，他也成为了中原文化向南方传播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众所周知，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，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重点逐渐南移，实际上文化也在不断向南方传播。唐宋以来，大量的流贬官到南方任职，就是文化向南方传播的历史印证。而柳宗元就是其中一员。因此，柳宗元之于柳州，首先是一位思想文化上的贡献者。

具体而言，柳宗元之于柳州的文化贡献，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：一个是文化的传播力，一个是文化的影响力。就文化传播力而言，后世的柳州尤其是明代时期，人才辈出，著名者有戴钦、张翀为代表的“柳州八贤”；清代有著名的治理台湾有大功的杨廷理，还有善于诗词书画、被誉为“岭南五家”的王拯。后世之人，包括到柳州任职的官员和柳州籍的贤达显宦，对于柳宗元的文化传播贡献，都高度称赞。如明代马平知县卢龙云说：“柳子厚过化以来，人文渐兴。”清代柳州籍、曾三次出任台湾知府的杨廷理将柳宗元视为“唐时以文教开荒之使者”。而柳宗元作为唐代思想文学大家，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，他在思想文化上对柳州的影响力，也是后来者无法企及的。与其同时代被贬的刘蕡，无疑延续了柳宗元“不畏强权，忠心赤胆”的精神气概。这种精神融入了柳州这片热土，在后世的柳州不断涌现出来，如敢于抗大礼的戴钦，敢于弹劾权臣的佘勉学、张翀，遇事敢于直言不避祸的王尚学等。柳宗元以文治柳，泽被后世，后世对其怀有深厚的文化情结。柳宗元思想文化上的贡献，足以使得柳州民众感念至今。

另一方面，柳宗元治柳体现了务实精神。务实可以理解为注重实际去做事，因地制宜去改变。柳宗元治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柳宗元历经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，被贬至永州十年。在十年的岁月中，他涉历山水，接触民众，看到了更多的现实问题，体会了更多的民间疾苦。从此，柳宗元更多问计民生，关注民生。他提出“凡吏于土者，若知其职乎？盖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”，即官员的俸禄来自于百姓的赋税，要用这些钱回馈百姓。这种为政理念在他到柳州之后得到了施展。

柳宗元治柳事迹已成历史陈迹，但其体现的精神却是务实的、革新的。他提出“因其土俗，为设教禁”的治理方式，就是在渐进式改变柳州落后的习俗。这较之汉代以来确立的“以其故俗治”的治柳特点有很大进步。这是柳宗元在对柳州社会务实观察、深刻洞察后提出的更利于唐代柳州社会秩序稳定、社会发展且更加务实的治理观。这种务实的治理观具体体现在修缮大云寺、掘井两事上。修缮大云寺、掘井两事背后反映了唐代柳州地方风俗特殊现象。为什么要修缮大云寺？背后牵涉到社会秩序的问题。“董之礼则顽，束之刑则逃。”即用礼法限制百姓不会顺从；用法律去约束，百姓就会逃跑，以致官民矛盾不断。如何管理百姓，稳定秩序，考验着为官一方者的政治智慧。柳宗元从柳州人风俗习惯特点着手，修缮当地佛寺，利用佛教戒杀向善特点，缓解官民矛盾。这也在无形中逐渐改变老百姓的价值观，柳州人逐渐“始复去鬼息杀，而务趣于仁爱”，即逐渐形成摒弃陋习、讲求仁爱的社会风气。为什么要掘井？这是柳宗元决心革新柳人陋习的重要体现。如果说修缮大云寺还保留某些落后的信仰习俗，掘井这件事则改变了柳州人的落后观念。汉代以来柳州就有水井，但为什么到了唐代，柳宗元还在带领民众挖井取水？原因众多，但最重要一条是柳州人认为掘井会破坏风水，便宁愿到偏远陡峭的山河取水，也不愿掘井取水。柳宗元大胆破除迷信陋习，亲自掘井，并在水井竣工后，举行庄重仪式祭井，撰写《井铭》《祭井文》两文来昭告掘井的合理性。这种做法无疑让老百姓掘井有了安全感。柳宗元用身体力行的方式，去改变柳州人落后的习俗观。

以上两个方面，是柳宗元治柳经历最突出的贡献。他为柳州传播了先进文化，为柳州根植了务实精神，这两点可以穿越时空，亘古常新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至今还要纪念他、缅怀他的重要原因。如今，柳宗元文化热依然是柳州一种厚重的文化现象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。新时代新征程，我们要继承发扬柳宗元文化的务实思想，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柳宗元文化的转化发展，焕发其时代价值效应，为助力柳州文化强市建设贡献力量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共柳州市委党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