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英苗寨的火塘边，四五十岁的妇女们用手机照亮课本，苗语夹杂的普通话在夜色中响起。这个画面，成为柳州青年作家杨仕芳创作《新声》的起点。

近日，杨仕芳接受本报专访，揭秘这部被译为多国语言的“微观史诗”创作内核——真实如何转化为文学，中国乡村的声音又如何抵达世界。

一场偶然相遇背后的生命顿悟

记者：您深耕小说20年后转向报告文学，《新声》的创作契机是什么？

杨仕芳：这是一次文学实验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救赎。当时我遭遇家庭变故，偶然走进乌英苗寨，被那里四五十岁仍在夜校学习普通话的妇女所震撼。这种对知识的渴求让我看到了生命意识的觉醒。她们用苗语夹着生硬的普通话打招呼：“乌英欢迎您！”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。她们让我想起自己不识字的母亲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良善与坚韧，让我意识到真实故事比虚构更具冲击力，从而决定记录这群“沉默者”的声音。

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共生实验

记者：《新声》如何平衡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？

杨仕芳：关键在于“沉浸式观察”与“微观史诗”结构。比如描写夜校停电时妇女用手机照亮课本的微光，既是真实细节，又象征“知识刺破黑暗”；通过梁足英（书中主人公）从“不敢赶集”到“直播卖货”的转变，折射出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对个体命运的影响，避免堆砌数据，让事实自己说话。

记者：作品中大量采用受访者原话，这一手法的创作初衷是什么？

杨仕芳：“原声”蕴含着最原始的力量。如梁足英所说：“以前我们的话锁在肚子里，现在它们变成歌唱出来。”这种质朴表达就是“让沉默者发声”这一初衷的最好诠释。我想成为“翻译者”，而非居高临下的“记录者”。

记者：火塘、芦笙、亮布等文化细节在书中有何作用？

杨仕芳：这些细节既是写实，也是主题载体。火塘是苗寨的“文化客厅”，妇女围坐学习的场景暗示“知识融入传统空间”；亮布“褪色复染”比喻语言学习的曲折；芦笙曲调的翻译则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。当读者记住“火塘边的普通话练习”等画面时，苗寨故事便超越新闻，成为生命经验的印记。

以“小人物”破局跨文化叙事

记者：《新声》作为国际传播典型，优势是什么？

杨仕芳：我在寻求一种真实性与普世性的共振。作品不依赖宏大叙事，而是通过“梁足英”们的个体命运展现中国乡村变革，这种“微观史诗”写法更易引发共情。对比西方“异域奇观式”叙事，《新声》让乌英妇女成为主动变革者——她们自发组织夜校、用抖音传播苗歌，展现中国乡村的内生动力。同时，聚焦语言权、女性觉醒等全球性议题，打破国际读者对“中国主题作品说教性强”的刻板印象。

记者：作品为国际读者了解中国乡村提供了哪些新视角？

杨仕芳：首先，颠覆“贫困叙事”单一想象，呈现妇女们的主观能动性；其次，展示传统与现代“共生”模式，如用普通话直播卖亮布的同时用苗语讲解纹样；再者，提供“非官方”发展样本，不回避年轻人对苗语的疏离等矛盾，以复杂性增强可信度；最后，凸显农村妇女的隐性力量，如语言能力让她们从家庭劳动者变为经济决策者，证明母亲受教育对阻断代际贫困的关键作用。

记者：您希望《新声》在国际传播中传递怎样的中国认知？

杨仕芳：希望世界看到一个多元真实的中国乡村——它既坚守传统，也拥抱现代；看到“自下而上”的发展模式，即乡村振兴是无数普通人自我觉醒的结果；看到中国对全球议题的本土回应，如文化保护与现代化可以共生。正如印尼译者所说“好的发展故事不分国界”。

继续倾听边地“新声”

记者：完成《新声》后，您的创作方向有何规划？

杨仕芳：三大方向：一是“边地教育”系列，记录“流动教学点”“马背教师”等特殊教育形式，探讨国家通用语言推广与民族语言传承的平衡；二是“乡村振兴 2.0”，跟踪返乡女性用电商激活村庄、90后新农人等新现象；三是深化“女性与乡村”主题，尝试跨文体写作，融合口述史、影像与二维码原声，打破非虚构的“权威叙事”，让更多的“声音”被听见。

【尾声】

采访结束时，记者再次想起乌英妇女的箴言：“学习普通话不是丢掉自己的语言，而是用它打开新世界。”这句话或可注解《新声》的使命——让中国乡村真实的生命力，通过文学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密码。

全媒体记者 赵伟翔